【摘要】明清丹河下游地区农业经济因九道堰水利工程的兴修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九道堰通过拦截丹河水分渠灌溉农田发挥其功能，但也产生了入卫河补济漕运的小丹河。为保障小丹河入卫济漕的最大水量就必须限制九道堰民渠的灌溉用水，这样丹河下游地方农业灌溉用水和国家漕运用水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最终产生了“官三民一”的用水规章。不过地方水利始终要让位于国家漕运，清中后期随着漕运用水形势的变化，“官三民一”之法也要随之调整，甚至一度得不到执行。

　　【关键词】漕运；地方水利；九道堰；小丹河

　　明清北方漕运山东运河及南运河常患来水不足，明清王朝除了加大沿运地方民间用水的限制和管理外（如山东运河引泉灌溉），而且对于汇入运河的卫河等河流的水资源管理力度也日趋加大。卫河是南运河的重要补给水源，但其河道低平，如若上游来水不足，易于淤塞。明中期以来，漳河北徙滏阳河不入卫河，卫河来水更加不足，一时“挽漳”，“引沁济卫”、“引丹济卫”等跨流域调水之议充斥于朝野大臣的奏疏之中，只是皆因考虑卫河自身安全问题而不获实行。最终，明清王朝采取了限制卫河上游入卫河流的农业用水量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卫河上游支流所在地方的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受到国家漕运的干预，甚至发生了矛盾，豫北丹河下游地区即是一个典型代表。

　　丹河发源于山西高平市北丹朱岭，经高平县城东，南流经晋城市东，再南穿太行山丹谷口下流三十里于河南沁阳入沁河。丹谷口以上为丹河上游，明清属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凤台县，下游属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丹、沁河下游的河内地区是古代北方地区著名的灌溉农业区，学界对于该地区农田水利、水利社会及河道水系变迁研究颇多，而对于水利开发与明清北方漕运的关系则不甚关注，且以往研究以沁河水利为最，而略于丹河。丹河下游九道堰水利工程的兴修标志着丹河水利开发的高峰，九道堰所派生出的丹河支渠———小丹河，是卫河的重要补给水源之一。于是，丹河下游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即与明清北方漕运联系起来，在漕运高峰期若要保证小丹河入卫济漕的最大水量就必须限制九道堰所分民渠的灌溉用水量，留“涓滴之水听民灌用”，这无疑使得丹河下游民间农业用水量大为减少，丹河下游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也就始终处于与北方漕运用水的矛盾与调和之中。

　　一、九道堰

　　河内地区北以太行山与山西相隔，境内北高南低，山地坡岗集中于北部，皆为太行山支脉，南部越近黄河地势也就渐趋平缓。丹、沁二河由北向南，穿太行而下，二河之洪冲积扇一直连接到南部黄河冲积扇，冲积扇上积聚着丹、沁河所携泽州地区的肥沃土壤，灌溉得力即可丰收。因此，只要在丹、沁河口以下设堰开渠，即可自流灌溉河内广大农田，水利开发基础颇为便利，这与丹河上游泽州地区山多田少，河道下切，水利开发困难的高原环境大为不同，所以雍正《泽州府志》这样写到：“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葫，半仰给河内。而地脉高寒，水利惠归下土。”历史上，丹、沁河下游地区是北方地区著名的灌溉农业区，明清以前以沁河水利开发最为发达，在金元时期仍被称为北方小江南，即所谓“千顷膏腴壤，群峰紫翠岚。人言大河北，此是小江南”。而丹河水利只在唐代有所发展，唐怀州刺史杨承仙浚决古沟，“引丹水以灌田，田之汙莱遂为沃野，衣食河内数千万口”，《元和郡县图志》亦称丹水“分沟灌溉，百姓资其利焉”，不过数千万口可能有所夸大，应包括沁河水利在内。唐以后，丹河水利也仅灌溉“近山田土”，水利开发远较沁河为逊。直至明清时期，九道堰的兴修标志着丹河下游水利开发高峰的到来。所谓九道堰，即是丹河出丹谷口以下筑一拦河碎石坝，碎石坝下由北向南依次设有九堰，遏住丹河水以便分渠引水灌溉，丹河经过这九个堰之后，东、西两岸分出十数条渠道，灌溉两岸田地，九道堰之上有一水东出名曰小丹河，经河内、武陟、修武、获嘉于新乡合河镇入卫河，为入卫河补给漕运用水之需的重要水源。

　　明代史籍中尚无九道堰之名，只是提及了丹河分水渠道之数目。明初，丹河下游既已有引水灌渠，田园、竹木皆可获利，据《大明一统志》载：丹河“在（怀庆）府城东北一十五里，源出泽州界内，穿太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近河多竹木、田园，皆引此水灌溉，为利最博。”其后，至隆庆元年之前，丹河下游民渠曾发展为“十八支派”，这十八条分水渠道应是通过筑坝拦蓄丹河水而形成的，只是尚无九道堰之名。到了隆庆元年（1567），怀庆府知府纪诫又重新开创六条河渠，“在沁水曰通济河、曰广惠北、河南河；在丹水曰康济河、曰普济河。又引尧王泉为惠民河”，其中，康济、普济二河皆从丹水分流，“康济自赵家庄取水，阔一丈五尺，深半之，派河十有一，中为石闸三，桥四；普济自翠筠观东取水，阔二丈，深得其十七，派河十，中为石闸二，石桥五，阴洞三。二河俱长三十余里，次第入于沁……其旧丹、沁支河之可葺理者，悉为之启其塞，畅其流焉。由是四境之田无不受水利者。”康济、普济二河分出二十一条支渠，且有石闸调节水量，若非修筑堤堰拦蓄丹河水保证各条支渠畅通恐难以如此。至万历年间，河内知县袁应泰又穿太行山引沁水，沁分五渠，俗称五龙口，建成25堰，灌田数万顷，使得怀庆府“膏腴沃壤，几尽境内”。而丹河水利，可能因无甚变化，且沁河五龙口引水工程影响甚大，故不著史籍。

　　入清以后始有九道堰之称，其所分丹河支渠也记载颇详。九道堰拦蓄丹河水，“其一水东出者为上秦渠，次为小丹河，又其次为西民渠，其一水西出者为上清渠。上秦渠在诸渠之上，直东行至九府坟南分为二，一水东南行二十里至太史庄入小丹河，为东民渠。”小丹河在上秦渠之下，九道堰的第一道堰之上，西民渠和东民渠东流灌溉后又汇入小丹河。碎石坝下由北向南依次设有九堰，丹河经过这九个堰之后，东、西两岸又分出十九条水渠。顺治时期，这些渠道有三郭河、董下河、白古河、不拦河、老武河、太保河、张金河、陈添河、郭鲁河、流涝河、花园河、上清河、下清河南北二渠、中四河、康济河、秘涧河、广济民河等。道光时期，除了不拦河变成张济渠，其它一无变更，“在东岸之十三渠，溉田一百余村；在两岸之六渠，溉田四十余村。两岸共十九渠，分九堰取水。故俗呼九道堰，计长三十余里。”九道堰能够如此完善当是明代历次兴修，技术“累加”之功，只是清以前尚无其名，不可考，故方志说丹河“自九道堰出，引以溉田，历载久远，碑石无有，创兴之代不可考见”。九道堰的形成是丹河下游水利开发的高峰，“诸渠皆分流灌溉，民资其利，”一直延续到清末。河内县“县境四乡，南乡有河渠长流，以资灌溉，最为膏腴之地；东西乡次之；北则丹河左右引水为渠，亦无旱潦之患，”“土地膏腴，不待勤力而获丰收矣！”在水利开发的基础上，农业经济结构呈现了多样化特点，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作农业，还有经济型药材作物的种植。当地甚至利用丹河水利，发展了水利加工业，河内县“西北乡有丹水之利，居民依水安磨，自为转移，无须人力。凡磨出麦麺、香末等物，大半行贩晋省，颇资利用。”

　　不过，丹、沁二河皆为季节性河流，夏秋容易暴涨，且含沙量较大，水利开发既要利用河流自身特点又要考虑防洪。唐元和年间，沁河广济渠兴修后，史称“黄泥五斗,秔稻一石,每亩一钟,实为广济”，体现了沁河水利的淤灌特色。只是河流季节性洪泛的发生，经常淤塞灌渠、良田，丹、沁二河“每岁秋雨发水，骄吞岸高，坟沃壤，动至数百顷良田，化为泽国”，所以丹、沁河下游水资源利用的同时，防洪建设也很关键，由方志舆图来看，怀庆府北、东沁河南北两岸均有防洪河堤，直至入黄河，沁河东北岸河堤甚至延伸至丹河东岸，增加了对丹河洪水的防御，县境南岸河堤长七十里，丹河河堤长六里，丹河分水渠道每年定期的防洪、挑浚举措也自不待言。这也就是说，生态因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丹河下游地区水利开发的管理负担，而小丹河的维护管理是国家漕运力量在此负担上所加的又一砝码。九道堰的兴修保障了丹河下游农业经济的兴盛，但也因小丹河的出现给丹河下游民众农业用水埋下了隐患。小丹河河道浅塞，“涓涓如线，每值秋霖涨泛，壅以沙石，必督畚锸从事，乃克顺流东注……或曰‘旱则虞其涸也，涝则虞其溢也’”。小丹河水量也全靠九道堰拦蓄丹河抬高水位使其分入小丹河，但九道堰所分民渠众多，遇到农业用水高峰、天旱不雨之时，小丹河正常水位很难保障，入卫济漕之效果也就微不足道。于是，只有限制九道堰农业灌溉渠道的用水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丹河下游水利开发也就与国家漕运联系起来，甚至发生了矛盾。

　　二、小丹河：矛盾的焦点

　　明正统以来，北方漕运运道常患来水不足，卫河作为南运河的补给水源日渐受到王朝重视，但卫河本身河道浅窄，径流量不足。一时，“引沁济卫”、“引丹济卫”等跨流域调水之策充斥于朝臣奏疏之中，但皆未施行。调水不成，只能节水，于是限制入卫河流地方民众的灌溉用水量成了明清王朝相沿不改的保漕“国策”（这些入卫河流包括小丹河、百门泉、洹水等），这与山东运河沿线限制民众引泉灌溉之法不无二致，只是其影响更广，所跨地域更大，将丹河水系纳入到了北方漕运的管理体系之中。

　　（一）引沁济卫与引丹济卫

　　早在中统三年，忽必烈召见郭守敬询问机宜，守敬“面陈水利六，其五：怀、孟沁河，虽浇灌，犹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御河即明清之卫河，守敬之议不在漕运而在农田灌溉，后未果行。入明以后，由于正统十三年（1448）御史林廷举建议凿漳河通卫济漕，漳河遂汇于卫河，弘治以来，漳河河道摆动频繁，水文日趋紊乱，与滏阳河逐渐汇流，“而入卫之道渐堙矣”。卫河来水不足，南运河漕运常有淤塞之患，于是引沁济卫或引丹济卫之议逐渐兴起。景泰三年，沁河由马曲湾决口入卫河，佥事刘清就言：“沁、黄、卫三水相通，转输颇利。今决口已塞，卫河胶浅。运舟悉从黄河，尝遇险阻。宜遣官浚沁资卫，军民运船视远近之便而转输之。”即认为引沁入卫漕运称便。第二年刘清复言：“东南漕舟，水浅弗能进。……若引沁入卫，则张秋无患。”只是明年既而罢引沁之议，并未果行。到了万历十五年（1587），总督河漕杨一魁又再议引沁水入卫，万历命给事中常居敬斟酌可否，常居敬勘察沁、卫形势后指出，“卫小沁大，卫清沁浊，恐利少害多，”又言“卫辉府治卑于河，恐有冲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为患，不如坚筑决口，广辟河身”，乃罢其议。

　　清代，引沁入卫之议仍不时出现，但反对之声颇高，皆未实行。其原因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言：“臣等将沁、卫两河，细加丈量，沁河宽一二百丈不等，卫河宽八九丈至四丈不等，卫小沁大，势难容纳。”卫河河道浅塞，沁河宽大，且含沙量高，夏秋亦泛滥，一旦入卫，卫河不能容受反增淤泛之险，“所出者大，则汹涌之势可知；所纳者小，则决溢之患不免”。另外，部分朝臣引沁之议目的在于减少沁河入黄河水量减少黄河水患，即“似欲籍以杀河患，非为卫水益也，”王士性也认为“不知河入中国，受泾、渭、渑、洛、汴、泗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势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险阻，不能引而之卫。若沁可入卫，则河复禹故道，当不难矣。”因此，明清两代引沁入卫之议皆不果行，明清王朝一方面要考虑到漕运自身的安全，但又困于卫水水量不足影响漕运。

　　引沁之议未果，又有人主张引丹河入卫河，即在丹河下游筑拦河坝，使丹河东流入卫河。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总河舒应龙又建议引丹入卫，以杀沁势，后亦未施行。丹河虽小，但“其地形之高下，水势之缓急，泥沙之淤塞，开筑之阻绝与沁水同”，若使丹河全由小丹河入卫，小丹河河身狭隘也不能容受，加之丹河出丹谷口后坡降甚陡，洪水期涨落迅猛，而卫河河道地势低平，丹河并流入卫，也易引起水灾。

　　总之，明清北方漕运运道一直苦于卫河来水不足，引沁与引丹入卫皆不能施行，其根本原因还是因卫河河道地势低平，河道浅塞，沁、丹河皆不能全部容受，否则危及漕运运道。既然丹河全流不能入卫，部分水量入卫河则相对安全，这样小丹河则成了入卫济漕的重要水脉。

　　（二）小丹河的形成

　　小丹河分丹河水东出，经武陟县北入修武县境内，又东入卫辉府获嘉县，东流至新乡合河镇与卫河合流，其前身并无正名，也无正规河道，在修武县境内称为预河。据《大明一统志》载“预河，在修武县南五里，积潦而成，流入卫河。”预河东入卫河必经过获嘉县，所以顾炎武在其《肇域志》中说：“预河，在（修武县）南五里。东流至获嘉县，入卫河。”预河既为积潦而成，显然并无正源，为何又能经修武、获嘉、新乡达于卫河呢？顾氏又引明代《修武县志》称预河“旧在县南五里，嘉靖间，河自流县北为三里河。

　　万历十三年，知县朱政改流县南，附城而东，达卫水。其源自清化东杨义河转折至此……。”河内、修武境内古河道较多，丹河下游据《水经注》载界沟、光沟、长明沟等多条，其中长明沟上承丹河，下游注入吴泽陂，再入清水，与小丹河流路颇为相似，至明清时期，这些古河道仍旧存在，且常有天雨泥淖之患。显然，预河在当时很可能是古河道积潦而成，而杨义河为丹河东出一民渠，自流而下灌溉民田，东流后汇入修武境内之预河，道光时期修武县廪生杨敏书所作《预河考》就说预河“源出于北山之九道堰，居民引沟溉田，无正河道，”显然是指杨义河而言。预河无正规河道，天雨积水，河道自然易于摆动，所以上文称嘉靖时期预河自流入修武县北又被称为三里河，直至万历十三年，修武知县朱政方对预河河道进行整修，稍作管理。但由上文来看，当时朱政只是顺应地势，梳理预河河道，引流东去汇入卫河，防止泛滥而已，并无引预河水入卫济漕之意。

　　那么预河何时方为小丹河呢？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巡抚阎兴邦奏称：“丹河发源晋省，入沁合黄，并无大小之名。因河东、西百姓开渠引水灌田、浇竹，小渠外复开大渠，由河内、武陟、修武、获嘉等县直达卫河，归临清济漕，始有小丹河之名。”阎兴邦认为小丹河是丹河下游河内县地方民众开渠灌溉之余，又开挖一条大渠东流入卫济漕得名，然而河内民众既已开渠灌田，为何又会将渠道一直东流越县界经过武陟、修武、获嘉汇入卫河呢？这既耗费民众财力，也不尽情理。显然，阎兴邦的奏疏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入卫济漕方有小丹河，这是国家漕运之事，显然其得名与地方民众开发渠道灌田无涉。

　　既然小丹河之前已有预河这样的河道，只要挑浚、梳理，即可畅通入卫。在引沁济卫、引丹济卫皆不能实行的情况下，开挖、管理入卫小河道则行之容易，所以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工部对此前廵漕御史毛一鹭所陈“漕河三事”覆言之第三条称：“卫河乃小滩运道，益以漳流始大。自漳河北徙，遂多壅遏之患。曾经道臣翟师雍查勘，欲于临漳淤口起，至小滩镇止，约长二百余里，大加挑浚。于近口处所筑一横堤，以障北流，使归故道。然费至万金，工亦非易，且大名、临清亦有受漳流之患者，似难轻议。

　　唯小丹河自清化镇起，至合河镇止，泉流可以济运，议欲挑浚深阔，费仅千金，较之障漳北流，为力甚易，为费甚省，宜敕总河臣行委山东、河南两道臣会议举行，而处办钱粮，则听总河主持。”这就表明小丹河之名此前即以产生，也已有入卫济漕之用，只是需再加“挑浚深阔”而已，其得名在万历十三年修武知县朱政改流预河至万历四十八年之间，其形成是因丹河下游民堰所分渠道（杨义河）自流入修武境内之预河，又经疏导后方有正规河道，其得名源于入卫济漕，以区别于丹河主泓———大丹河。

　　与清代相比，明中后期漕运日益疲敝，王朝中衰，卫河上游来水之管理、利用一直不成系统，万历以后卫河仍常患淤塞，并不满足于小丹河等卫河支流的少许流量。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总河侍郎王佐进言“卫河流塞，惟挽漳、引沁、辟丹三策”，挽漳、引沁即引漳、沁二水入卫河，但“挽漳难，而引沁多患。丹水则虽势与沁同，而丹口既辟，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闸筑堰，可垂永利。”所谓辟丹，即加大小丹河渠口，增加大丹河入小丹河流量，然而泰昌帝在位未满三十天即去世，所议随即搁浅。崇祯十三年（1640），总河侍郎张国维又言：卫河“自漳河他徙，卫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议，建而未行。宜导辉县泉源，且酌引漳、沁，辟丹水，”崇祯帝命“河南抚、按勘议以闻”，其后同样未付实行。

　　明中期以前，山东运河沿线引泉济运等举措颇有系统，加之漳河入卫，卫河来水畅通，一般情况下尚能保证漕运水量，所以无暇顾及卫河上游来水的管理。但中期以来，漕运水量常患不足，卫河上游支流的水资源管理力度日渐加大，丹河下游地区的水资源利用逐渐进入国家漕运管理的视野之中，只是与清代相比一直缺乏完善之系统举措。虽然辟丹之议并未施行，但毛一鹭建议对小丹河“挑浚深阔”，必将减少丹河下游民众用水量，官民用水矛盾也已露端倪。至清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清初帝王对漕运相当关注，保漕济运成为治国之策，北方漕运不仅关注山东运河，而且对汇入南运河的卫河上游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力度也逐步加大，入卫河流沿线地方的官民用水制度相继确立。丹河下游地方民众用水与国家漕运用水的矛盾也逐步加剧，地方水利最终做出牺牲，让位于国家漕运需要，最终确立了“官三民一”的官民用水规章。

　　三、官三民一：矛盾之调和

　　入清以后，小丹河一度作为地方农业用水渠道，“邑民设渠溉田，故亦曰小丹民河。”只是好景不长，出于漕运需要，清政府随后加大了卫河上游支流的水资源管理力度，丹河下游官民用水规章也逐渐确立。

　　小丹河东流后不久，河内县东之二十五处泉水也汇入小丹河内以增加水量，修武县境内蒋河、新河及二河上游泉水皆亦汇入小丹河。不过与漕运用水相比小丹河入卫水量仍显不足，官方认为是卫河上游来水遭民间分水灌田之故，如称山东运河“自临清板闸以外，惟赖卫河济运，春夏之间漕船盛行，而小丹、百门之上源，民间分引灌田，以致漕渠每患浅涩，”这样惟有通过缩减民间灌溉用水量来增加运河水量。于是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官方下令“于大丹河口横河筑壩，阻水南流，致十八渠不沾余沥。”丹河水皆入小丹河济漕，无疑断了民众生计，这与明代引丹入卫之议毫无二致，民众反抗之声一时兴起，地方水利与国家漕运矛盾开始激化。

　　鉴于形势，怀庆府知府刘维世、河内知县李枟只得为民请命，河南巡抚阎兴邦也与总河王新命相继前往当地亲自查勘，最终确定“每岁三月初用竹络装石横塞诸渠，使水归小丹河入卫济漕，留涓滴之水以灌地，至五月尽重运过完则开诸渠，用竹络装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士民称便。”同时，小丹河经“修武、获嘉，以达合河镇之处，若有浅阻，责令即河各官量为疏浚”，在小丹河口设石斗门一座，修武县东关设有石闸一座，“斗门闸座，均设有闸夫，经管启闭。”此后，考虑到每年雨水丰欠的情况，康熙三十年阎兴邦又上疏做了细致的调整和补充，阎氏疏称“前河臣王议用竹络装石塞渠济漕，留涓涓之水溉地，诚为得计。但今重运俱由中河北上，较昔甚早，如雨水匀足，照河臣所议，用竹络装石塞口济运灌田；倘遇亢旱，请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后听民便用。”显然，官三民一之法充分考虑了亢旱时节民间用水之需，意在缓和民众抵触。

　　官三民一之法得到了后世遵守，官民用水矛盾也相对缓和，但无疑民众用水量大大减少了，每年有两个多月要保证小丹河水量是地方民众对于漕运用水的很大让步。到了雍正初年，形势又有所变化，河南副总河嵇曾筠上书说，“昔人建闸开渠，定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日久闸夫卖水阻运，”

　　官三民一之法，逡巡不遵，影响了卫河漕运水量，请求严饬，“仍用官三民一之法，违治其罪。”显然，若不是民间用水缺乏，也不会发生闸夫卖水之事。雍正三年（1725）八月，大学士何国宗等亲赴卫河上游各支流查勘，何国宗查看漳、卫、沁、丹等河及各处泉源后言：“查有辉县所属之苏门山百泉，河内县所属之小丹河、安阳县所属之洹河，虽均系入卫之水，现在通流，应再各开深广，以济漕运，”这又类似于明代辟丹之法。一时，“沿河士民始知议定开挖改造河道，无不惊恐，纷纷陈说利害，”雍正四年（1726）三月二十七日，河南廵抚田文镜只得上疏，田文镜认为“小丹河水势每年伏秋极为汹涌，今斗门止宽一丈零四寸，尚被水淹。查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内，山水涨发，由斗门闸直至清化镇西门，势甚迅猛。

　　今若再为加宽，民命田庐，恐难保护。……而小丹河内东西民地查有秦、董二渠，现在均可量为加宽，分水灌溉，不特上与漕运更有禆益，抑且永无后患。”副总河嵇曾筠也深以为然，然而何国宗等“再三婉拒”，“置若罔闻，动辄怒形于色，反加以阻挠二字。查究姓名，缄民之口，以致士民尽皆股栗伏地。”此事影响较大，一时朝野纷然，雍正帝会同九卿商议，最终认为“田文镜、嵇曽筠身在地方所见必确凿。照田文镜、嵇曽筠所议行”，方将民情平复。

　　丹河属季节性河流，受洪枯期影响，小丹河来水也常患不足。雍正以后仍有人建议加大丹河入小丹河水量，如乾隆二十四年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又提议于丹河尾闾再筑一土坝拦蓄九道堰以下丹河水转入小丹河，张师载奏疏称：“查清化镇有九道堰，上承上清、下清等渠之水，归入小丹河，引丹归卫，以济漕运。但丹河尾闾，与沁河毗连，水势直趋沁河，则（小）丹河源少流弱。应于竹络坝下、附近沁河之处，筑建土坝，使水汇注（小）丹河，不得旁洩。倘遇盛涨，即任其漫坝归沁，亦不致溢浸民田。”然而，丹河经过九道堰后即分出十九道民渠，丹河干流（即大丹河）入沁河处修筑土坝并不能发挥多少功效，还要每年兴修，反而徒增民力。乾隆三十年（1765），河东河道总督李宏上疏称：“前经河臣张师载奏于碎石坝下丹水尾闾附近沁水处，岁筑土坝拦遏。臣今细访十九渠错出分流，并未全由大丹河归沁。下游土坝无益，应停岁筑。惟夏秋培碎石坝以防水势冲刷，其坝底泄水堰密塞以土，并将斗门下小丹河不时查验，遇浅窄疏令与斗门一律，俾丹水畅达卫河以收实效”，李宏之言颇切实际，小丹河暴雨期常致淤塞，若非不时疏通，不能畅达，正所谓“夫障而疏之，存乎人耳”，而非在大丹河尾闾筑坝拦水所能发挥实效的。

　　嘉、道以来，政治动荡，北方漕运管理也是捉襟见肘，卫河来水不足仍旧困扰着北方漕运。迫于形势，道光初年严烺又上疏说：“每年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又自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三十日用竹络装石堵塞九道堰口，逼水入小丹河下达卫水中流。水深以四尺五寸为度，并留涓滴之水以灌民田，漕运事竣听民自便”。为保障小丹河水量，其水深也要精确测量，同时每年近四个月民间用水只获涓滴而已，而河内县农业可一年两熟，春秋二季正是农忙时节，正处于农业用水高峰期。更为严重者，甚至一度完全封闭民渠、民堰，道光十九年道光帝谕内阁：“经额布奏‘卫河水势浅涩，请暂为变通济运’等语。……拟请将豫省卫水原议三日济运一日灌田之例，暂为变通，俾卫源得资畅旺。现当漕行吃紧之际，自应变通办理，俾免阻滞。著河南巡抚即行遴派干员，会同该管各官，将百门泉、小丹河等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民渠民闸，暂行封闭。仍著分段严查，如有堰长、夫役卖水阻运，奸民盗挖灌田等弊，即行照例严办。务使水势专注卫河，以济漕运。并著经额布随时查看情形，俟卫河水势充足，即行咨会照常启放，以符旧制。如水势不见增长，另有别情，亦著据实具奏”。这样，为保漕运正常进行，丹河下游地方民众再次不沾余沥，而小丹河所经各县每年却还要负担疏导河道、泉源之责，“应请仍照旧章，饬令各该县每年春初多雇人夫认真疏导，务令泉源畅涌，不致少有淤塞”。总之，官三民一之法虽自康熙三十年制定以来为后世遵循，但其执行也因漕运用水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清中后期甚至一度得不到执行，国家漕运力量始终凌驾于地方小民用水之上。

　　四、结语

　　明清北方漕运用水常患浅塞，除了因河道摆动影响运道水源（如漳河北徙不入卫河）和漕运自身的管理问题外，入运河流的水量缺乏则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入运河流的水量缺乏并不能完全认为是这些河流上游地方民众分渠灌田所致，还有生态环境因素。华北平原河流在明清时期径流量普遍降低，部分河流上游泉源流量比此前多有减少，如卫河在宋元时期为御河，熙宁九年（1068）文彦博奏称：“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可以想见当时卫河水量之大，而在明清时期卫河却是一条经常淤塞的河流，需要拦截大部分入卫河流之水方能畅通。卫河上游来水多发源于山西东南上党地区与豫北交界的太行山南段，山地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也直接影响到了发源于此的河流的流量和含沙量。早在三国曹魏时期就曾“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至明清，经历代砍伐，已无大材，地方志编撰者已有清醒认识，“加以樵牧日烦，虽深山绝巘，若彼濯濯所称，木之属惟杨槐榆柳”。植被覆盖的日益缺失，使得水土流失日趋严峻，“上党诸山之水，建瓴而下，每一暴雨，顷刻涨高二、三丈，滚赤土流，去如丹色”，可谓水土流失的实证。这间接影响了入卫河流的水源补给量，也加大了河流含沙量，卫河也就常患淤塞。另一方面，北方运道繁忙时节却是华北平原少雨期，华北地区60%的降水集中于夏季，尤其是河北平原，春秋两季天气波动频繁，但气团含湿量小，不能产生大量降水。天旱少雨，河道浅塞，而漕粮又在每年春秋两季北运京师，这就难免不发生运道缺水的情况。因此，北方漕运缺水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生态和气候问题，而非全由小民用水导致漕运水量缺乏所致。

　　丹河由丹口冲出太行山束缚后，即进入河内地区，受地势高差的作用，在丹口附近设堰开渠即能自流灌溉，收到良好的灌溉效益。在良好的地理基础之上，水利开发在官民共同的努力下，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明清时期以九道堰为中心的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但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又要服从国家力量的干预，丹河下游民众用水受到国家漕运力量的控制，双方矛盾始终围绕着小丹河的水量进行，小丹河的形成、管理是明清政府为满足漕运水量的需要，而对丹河下游地方水资源利用的干预，每年定制的用水规章则是国家漕运干预地方水利的确证。

　　小丹河用水制度确立后方志资料记载称“士民称便”，但地方志所代表的仍是官方的态度，追随着国家大政，而非完全站在民众用水的立场。如果“官三民一”用水制度真的如其所言，也自然不会发生民间闸夫盗水、卖水之事了，这表明丹河下游官民用水制度的确立只是民众对于国家漕运力量所作出的让步，甚至是一种自我牺牲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