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传统社会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水利大省。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致使安徽水利事业步履艰难;频发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促使人们对水利问题的思考与关注,也迫使安徽人对淮河、长江及其它水利设施进行不同程度地治理。近代安徽水利建设与水旱灾害、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等关系密切,这些水利事业的兴办,对防止自然灾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安徽;淮河中游;长江中游;水利事业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水利大省。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传统社会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关系国计民生,至深至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致使安徽水利事业步履艰难。频发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促使人们对水利问题的思考与关注,也迫使安徽人对淮河、长江及其它水利设施进行不同程度地治理。对此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题研讨,仅在相关著述中有所涉及,如,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安徽省志·水利志》、李修松等著的《淮河流域历史与文化研究》、卞利的《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陆芹英、汪志国的《近代安徽水灾之探析》等等,这些论述仅从某一个侧面对近代安徽水利予以讨论,因此,很有必要对近代110年的安徽水利事业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对淮河中游的治理

　　淮水流经安徽省境内属淮河中段,南北两岸支流众多,北岸支流较长,流势平缓,河床淤浅,渲泄不畅,各支流均为西北—东南流向,典型的平行状水系,洪水极易泛滥成灾;南岸支流较短,多发源于大别山区,河床比较陡,水流湍急,各支流均为南北流向,呈树枝状水系。在宋代以前,淮河泥沙较少,自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夺淮起,淮河遂成为全国多沙河流之一,造成安徽境内淮河流域绵延不断的深重灾难。治理淮河也就成了安徽水利事业的重点之一。

　　1、1931年以前对淮河中游的治理

　　在近代,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主要以除害为目的,因而主要在滨淮城镇和沿淮临近湖洼地区筑堤防洪。据史料记载,淮河干流最早筑堤防洪的是寿县城墙。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重建于现在位置的寿县城墙,具有军事防御和抵御洪灾的双重作用。涡河口以上,淮河北岸的最早堤防,应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建于焦岗湖滨湖一带入淮口的防淮水倒流的堵坝,光绪十五年(1889)为了抵御淮河和西淝河的大水,又筑永安坝。涡河口以下,淮河北岸自光绪五年至二十七年(1879至1901)断断续续地筑有防水堤坝;南岸自清乾隆四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781至1901)先后在方邱湖、长淮卫、花园湖等处修筑堤防。

　　1912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沿淮堤防溃决,洪水漫溢成灾。大水之后,在涡河口以上,修筑了鲁口孜经贺家塘至禹山脚下的沿淮堤防,以及西淝河东岸的禹山坝和六坊堤。在涡河口以下,除了对涡河口至五河县间漫决的淮堤堵合以外,还修筑了一些河堤,将五河口以下原来间断的堤防连成一线。1914—1918年,北洋政府拨盐税及附捐,修筑了淮河北岸南照集至鲁口孜的淮堤。1921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沿淮堤防多被冲决。灾后,当时官府仍沉溺于“导淮”计划的梦幻与争议之中,而在行动上仍是一筹莫展,沿淮百姓只得将决口堵合起来,而对进一步修筑堤防只能是望水兴叹。1931年大洪水之前,正阳关以下的淮河北岸堤防,仅颍河口至峡山口、怀远涡河口至小蚌埠段较为完整,其余均残缺不全,或者没有堤防。

　　除了修筑淮河干流堤防外,还对洪河、颍河、涡河、濉河、淠河等支流进行治理。洪河源于河南省驻马店西部山区,流经安徽境内的下游河道弯曲,排水能力弱,经常漫溢成灾。光绪九年(1883),洪河决口,阜阳方集、地理城一带群众用了近13年时间,才将决口堵合。1930年,洪河流域大水决口,阜阳百姓再次将决口堵合,自此至1949年,洪河没有溃决过。颍河发源河南省登封县的嵩山,流经安徽太和、阜阳、颍上等县,是黄河夺淮的主要泛道之一,洪涝灾害极为严重。1912年,颍河流域大水成灾,北洋政府拨盐税及附捐,先后耗时10年,修筑颍河、淮河堤防,还在沿河湖洼地区开沟建闸,对防御颍河水患起了一定作用。涡河发源河南省开封县境,是黄河南徙主流入淮的通道。光绪十五年(1889),知州陈晋对涡河河道进行疏浚,既利于防洪,又便于通航。濉河源于河南省,流经安徽宿州、灵璧、泗州等州县。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对濉河进行小规模的治理,1915年,又对濉河进行疏浚。淠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道光三十年(1850),监生项润生出资建造长达380丈的堤坝,并在坝上遍植柳竹;是年秋冬,又沿河筑长堤。同治元年(1862),霍山知县彭广钟又继续筑堤。1874年,前首事刘俊仁筑永安坝和东岳坝。民国初期开始修筑淠河干流堤防,至1921年,在淠河右岸建成30里的竹丝三合堤和25里的东孟家湾堤。1923年,在右岸又筑成张马淠堤;还在左岸建成西隐贤堤和民生圩。

　　上述堤防质量并不高,大多矮小且断断续续,大水溃决之后,往往只是局部的堵复或增筑,在抵御洪涝灾害方面作用并不明显。

　　2、1931年以后对淮河中游的治理

　　1931年江淮大水灾,淮河两岸堤防上自霍邱,下至五河,节节溃决,洪波所及,人畜漂流,庐舍荡然,被淹土地38000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64%,财产损失138,000,000元,死亡达4万余人。面对残酷的灾情现实,促使了人们对淮河流域水利问题的深刻反省,也使得争议近百年的“导淮”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并提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赈处,为永久消弭江淮水患计,决定将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制订的《导淮工程计划》中游部分择要施工,修复水毁工程,建筑部分新堤,且使淮河流水有一定可循之路径。

　　此次工程包括筑堤、浚河、修建涵洞3个部分,共分勘测、设计、施工3个步骤。勘测工作是由导淮委员会组织进行的,其目的是“洞悉皖淮灾区内各堤防之确实情形,俾修理时于土方估计及工赈办法有所根据”。整个工程所用劳动力均采用工赈方式,严格管理,科学施工。

　　共修复与新建堤防318.9公里,完成土方10,844,203立方米,赈工98350人,每立方米土方发放赈粮2.23斤,共用赈粮12092吨(见下页表1)。据表1的统计结果,怀远县所筑堤防最长,凤阳次之,盱眙最短;怀远县所属赈工所得之赈粮约为5328吨,可救活灾民数十万。

　　根据当时勘测的结果,仅筑堤防“已不足为治本之策,疏浚之工终不可或省矣!”而茨河和北淝河则是实施计划中两大“心腹之患”。尤其是北淝河,“在淮河支流中之祸水,遂以北淝河为首迎之指矣!”此次疏浚范围自怀远刘桥至沫河口,全长25.855公里,共挖土方2,117,683立方米,赈工工数为1,256,886。其中,在怀远县境内长5.115公里,土方48653立方米;灵璧县境内长9.740公里,土方567,720立方米;凤阳县境长11.000公里,土方1,063,433立方米。此外,在张家沟口、茨河口、小溪河口建筑阐门,对调节淮河水位,预防水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黄河大堤被炸溃决以后,皖北有18县受灾,据统计,被淹田地约2300万亩,灾民达200万人,财产损失在2.5亿元以上。是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省政府均成立了治淮工赈组织,决定沿溃水所到之处,以工代赈筑堤救灾。1939年,安徽省成立淮域工赈委员会,省政府主席兼任主任委员,主持工赈事宜。1946年,导淮委员会设立淮河流域复堤工程局,配合安徽省水利局办理淮河复堤工程。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受灾18个县中,以工代赈,筑堤救灾的只有阜阳、太和、颍上、凤台、霍邱、涡阳、蒙城、临泉、寿县、亳县等10县,1939—1945年间,共修筑堤防约2000多公里,完成土方179,252,228立方米,受益价值约为490余亿元。

　　二、对长江安徽段的治理

　　安徽长江干流左岸始湖北、安徽交界处段窑,下至和县驻马河口出境进入江苏省;右岸上自江西、安徽交界处的牛矶,下至安徽、江苏交界处的和尚港进入江苏省境。

　　长江安徽段江面开阔,沙洲众多,致使水患频繁,因此,堵合与修筑长江堤防成为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1、对安徽长江干流堤防的修筑与堵合

　　长江安徽段两岸堤防多是独立民圩,为两岸百姓生命财产防御洪水的屏障。大的堤防有同马大堤、广济圩大堤、枞阳大堤、无为大堤、芜当大堤等。

　　同马大堤位于安徽省境长江左岸,系同仁堤与马华堤之合称。大堤上接湖北省黄广大堤,经宿松县小孤山、望江县华阳镇、皖河农场双河、怀宁县镇江庵,抵广成圩后西拐沿皖河而终至官坝头。同马大堤系由零星圩堤连接延伸而成。道光十八年(1838)至1916年,自上而下依次建成同仁堤、丁家口堤、初公堤、泾江长堤和马华堤,诸堤连接而成同马大堤雏形。同仁堤分为康宁号、乐字号、和字号、亲字号、安字号、平字号6小段,“该堤与初公、御江、泾江、马华各段堤工,均有密切关系,唇齿相依。”“其堤防存废,关系至巨。”民国时期对其多次堵筑。1920年安字号堤段崩塌,安徽省联合湖北省、江西省会修堵合。1929年和字号堤段崩溃,安徽宿松县、湖北黄梅县、江西九江县共同出资出力,堵合加固。

　　枞阳江堤位于长江干流左岸,由枞阳县的永登圩、永赖圩、永丰圩、永久圩及普济圩农场和无为县梳妆台至洪土庙堤段组成。鸦片战争以前,枞阳县沿江上自永镇坝,下至陈家洲,以圩为体,形成堤防。自此至无为梳妆台堤防是分3次先后筑成的。由于老洲头至灰河口一带明清时期曾围筑了72个小圩,而堤防极为单薄,经常洪涝成灾,灾情惨重。1845年初桐城县令史丙荣与邑人周如海采取工赈方式,筑成江家圩下叶家拐至王家嘴(老洲头)江堤,该段江堤长2520.5丈,堤高5尺,顶宽1.5丈,脚宽3.5丈。1845年底至1846年初,又筑成王家嘴至灰河口江堤,该段江堤长7759.35丈,堤高5—11尺,顶宽1.5—2.0丈,脚宽3.5—5丈。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水徒涨,该堤安然无恙,故命名为“丰乐堤”。但,自灰河口至梳妆台段尚未筑堤,1849、1869年大水均遭灾,1931年大水,损失更为严重,在当地士绅一再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拨赈麦200吨筑成自老洲头至梳妆台段长24里江堤。1933、1935年两次大水后,1936年,桐城县长奉命修复该段堤防。1939、1940、1946、1947年又对该段堤防进行了零星培修。

　　无为大堤位于安徽省长江左岸,上起无为县的果合兴,下讫和县的黄山寺。早在宋代,无为沿江圈圩筑堤,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所筑江堤屡筑屡溃。

　　道光年间至光绪二年(1876),先后筑刘渡上及侯王庙拦河坝堤、新河南岸堤、杨湾长堤、三坝埂、李莹外堤、东滩圩横直堤等15处,同治九年(1870),筑万滩堤。宣统三年(1911),筑五里碑堤。1931年大水,无为大堤多处溃决,合肥、巢县、和县、含山等县涨水1米多,是年底至次年初,筑戴家龙塘堤、散斗门堤和神塘河横坝。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皖中抗日根据地吕惠生率领无为、繁昌、南陵等县百姓修筑长达7.25公里的黄丝滩大堤。

　　此外,近代安徽还多次修筑广济圩大堤、芜当大堤、和县江堤,贵池县境的秋江圩江堤,跨贵池、至德、东流三县境的广丰圩江堤,铜陵县境的西联圩江堤,繁昌江堤,芜湖县境的麻凤圩江堤。上述江堤的建设,对保护两岸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起到一定作用。

　　2、对安徽段长江支流的治理

　在众多的长江支流中,近代安徽主要对华阳河、皖河、秋浦河等河道及堤防进行治理。

　　华阳河是安徽长江北岸的重要支流之一。清末民初,该河通江道既宽又深,江水倒灌,涨水时可淹没望江、宿松、太湖、黄梅等县,“灾害之甚,惨不忍睹。”所以,治理华阳河的主要任务是建闸堵口,疏浚河道,使水下泄入江。1923年,设立了督办疏浚华阳河道工程事宜办公处,经过多方筹资,1937年在华阳镇附近建成华阳河闸,水涨闭闸时,河水由皖河泻出,水落时启闸,河水由华阳河直接入江,后又将马华堤加固培厚。经过治理,不仅可以防灾御灾,对渔业和航运亦无妨碍,“至于渔航二业,开闸时毫无影响;闭闸时期,全年不过二月,舟航可由皖河出入,渔户可移往新水道谋生,决不危及彼辈生计。”

　　皖河是一条多灾的河流,清代,皖河入江水道壅塞,灾害频繁发生。光绪年间,开挖漳葭港故道口新盐河,以泄皖水。1912年,怀宁县建长达39里的万全堤,1919年,安徽省长吕调元筹款10余万元,于1923年在经覃河一带裁湾取直。1925年,怀宁县海口洲筑广成圩。此外,还对皖河支流长河、潜水、皖水等进行治理。

　　秋浦河位于长江右岸,发源祁门山脉仙寓岭北麓,流经祁门、石台、贵池3县,于池口注入长江。近代百年在该河流域先后建成同乐圩、普庆圩、天成圩、万生圩、万成圩、万宝圩、大农圩、民生圩、同安圩等。为了保障这些圩田的安全,民国时期建闸排涝。1930年,建洋闸,为团湖入秋浦河的控制工程;1931年,建北闸,可将天成圩涝水排入长江;1941年,建木闸,为木闸河入秋浦河的控制工程。

　　三、各地其它水利事业的兴办

　　在近代安徽,除了重视淮河、长江的水利事业外,各地还举办了一些地方性的水利,如湖、涧、塘、塥、闸、堰、陂、井等。《怀宁县志》载,该县大丰乡有塘6所、塥9个;钦化乡有塘8所、塥13个、闸1座、堰1座;受泉乡有塘7所、塥4个、闸13座、堰4座。《全椒县志》载,该县有湖9座、涧29座、塘60所、坝25座、圩72座。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到“光绪年间,陂面仍存周25公里余,灌田1000多顷,到1949年,还存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5公里余的塘面,灌田近8万亩”。另据《寿州志》载,该州有塘36所。《宁国县志》载,该县有陂15座、塘22所、坝60座、井13口。这些地方性小型水利工程,对各地防洪御旱起了较大作用。

　　民国时期,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安徽各地水利事业仍在曲折中艰难跋涉,特别是1943年安徽水利工程处成立以后,督促皖中、皖西各县兴修塘堰,皖北各县挖凿水井,取得一些成效。

　　1934年旱灾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社会经济损失,充分暴露了各地水利设施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安徽省政府派专家到各地指导、督办水利工程,自1934年到1945年,舒城、霍山、六安、桐城、太湖、霍邱、合肥、潜山等县兴办了塘堰等一批水利工程(见表4),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受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奖励。其中,1934年全省50个县,据统计,共修堤1476座,约6125公里,完成土方1317045立方米;浚河疏沟495道,约2685公里,完成土方26,478,594立方米;治塘2282个,新增开6,669,109立方米;修闸106座;修涵洞78座;修建陡门63座。

　　皖北各县水资源缺乏,可以凿井汲取地下水,灌溉农田,1944—1945年,临泉县凿井57352口,完成土方2,826,920立方米;阜阳县凿井32648口,完成土方1,578,880立方米;颍上县凿井15口,完成土方592立方米;太和县凿井1305口,完成土方502,333立方米;凤台县凿井107口,完成土方10262立方米;共计受益田亩约2,200,460亩,按当时受益价值,平均每亩以2000元计,共受益4,400,920,000元。

　　四、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特点

　　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水利对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安邦定国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代安徽水利工程的兴办,对防止自然灾害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纵观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大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水利建设与水旱灾害不可分。邓云特认为,水利乃是积极救荒政策中的一大类,“我国历史上之灾荒,以水旱为最多,而其害亦最剧。故历来论救荒之根本者,无不注重水利。”历史上,安徽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极其频繁,近代以降,更是连年不断。据初步研究,水灾、旱灾、蝗灾等破坏性较大的灾害,发生频率都较鸦片战争以前提高了。发生在安徽境内的水灾多由暴雨、连阴雨、台风、龙卷风等因素直接引起的。从1840年至1949年,仅1918年和1936年未出现过水灾,其余年份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患,平均1.02年发生一次,其中,大水灾发生频率由古代的平均34年一遇、清朝前期的平均14年一遇,提高到7年一遇。近代安徽旱灾也十分频繁,110年中,有71年发生了旱灾,平均1.55年发生一次,其中,大旱灾发生频率由古代的平均113年发生一次、清朝前期的平均29年发生一次,提高到平均14年发生一次。蝗灾从公元前707年到20世纪40年代,平均3年发生一次,清朝前期的平均2.8年发生一次,而1840—1949年中,有43年发生了蝗灾,平均2.56年发生一次。重大水旱灾害的发生也暴露了近代安徽水利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1931年江淮大水灾就促使人们对水利问题的深刻反思,“此次水灾,政府虽不能防范于事先,然不可不努力补救于事后,而所谓事后之补救者,又不在一时之救灾,而在今后灾变之防止。防上今后水灾之道无他,惟在平时之兴修水利而已。”近代安徽,无论是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大水利工程,还是局部地区小水利工程,均以兴利除害为目的。

　　二是水利建设与科学技术不可分。从我国的救灾实践来看,人们对技术救灾极为重视。研究表明,早在商代就有关于雨水观测的记载;最迟在秦朝就建立了呈报雨晴、水情的制度,且有江河水位的观测设施;东汉时期已认识到了水循环的规律;到宋代,人们对洪水的规律已有非常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认识;明清时期,在大江大河设置了水位观测志桩。这些成就对于历代的水利事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步伐的加快,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传到国内,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水文、测量、通信、施工机具和方法等水利工程技术在中国逐渐推广使用,使中国的水利科技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水利工程技术的近代化为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派往中国的水利工程师詹红提出了安徽水利建设的科学规划。他从1911年8月18日至1912年6月14日,对江苏、安徽遭受水灾地的区域进行科学考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数万字的《江皖水灾调查并规划说明书》,该说明书详细地描述了江苏、安徽两省,尤其是淮河流域的地形地貌特征,分析了江、皖两省水灾频发的原因,还提出了科学的治水方案,建议建立永久性治河工程机关,有较高参考价值。为了掌握淮河的水文资料,自1913年开始,在淮河设立一些水文观察站,进行雨量、水位、流量、含沙量等4个项目的测定。1931年江淮大水灾时,除了在干流上增设水文观察站外,还有支流上设立水文观察站。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之后淮河中游的治理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建设者们在堤防设计时,顶宽为3米,外侧坡度为1:3,内侧坡度为1:2,筑堤用土至少在距离堤脚10米以外的地方取土。建设涵阐时均使用水泥、钢筋等材料,从而确保了工程质量。此番整治后,至1938年以前,淮河中游基本上未发生大的洪涝灾害,1933年4月,阜阳、寿县等地水患,只见到“大水漫溢”、“溢岸横流”等记载,也未出现决堤现象。这表明,这次淮河中游的水利建设对抗御洪水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不可分。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而且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淮北平原毗邻中原地区,是安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皖中、皖南地区在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南宋以后,淮北地区多灾多难,经济日趋衰落。由于中原人民不断南迁,安徽长江两岸、皖中、皖南的经济得到发展,成为全省比较富裕的鱼米之乡。明代以后,安徽农业商品生产有所发展,长江南岸的芜湖成为安徽稻米、油料等各种农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直至今天,安徽农业人口仍占全省总人口的80%以上,农业生产总值在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至1987年仍为42.5%。

　　全省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依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状态。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仅可以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可以毁坏经济发展已取得的成果。”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因为,农业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生产部门,农村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最为密切的社区,在以农立国的传统农耕社会里,由于生产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不发达,土地、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农村社区的和谐、农民生活的温饱,甚至社会的稳定和朝代的更迭。因此,水利建设也就成为预防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